她几次劝告尼玛不要打骂学生,“因为这在英国是违法的,你只需要告诉学生哪方面做错了,他自然会慢慢去改”。尼玛当面不予回驳,但当简不在时,他就告诉其他志愿者:“藏区的孩子野惯了,该打则打,不然管不住,要按简所说,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。”
简还数次催促尼玛把学校的收支账目做好,早日向外公示,但直到8月底学校才把捐款收入账做出,支出账至今还没有。这是她最不满意的,“做每一件事都要花很长时间,就像推一头大象那样艰难”。
“很多方面我支持简的想法,毕竟我们都来自发达地区,有认同感。”李逸杭说。她同时给简做翻译,但由此让她觉得尼玛开始疏远自己。“他会认为是我的意见影响到简的态度,这让他很不爽。”
“另外,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去帮助这个学校,捐款也越来越容易得到,尼玛反倒开始轻视志愿者的存在,你如果给他提意见,去监督他,他就不高兴了,认为这学校是他办的,而我们都是外来者。”
李逸杭和简都坚持认为,志愿者既接受校长领导,但又不依附于他,是独立的。
在每一个志愿者来与走、过生日等日子里,尼玛喜欢办晚会来创造气氛,这让很多人感动,但李逸杭发现每次晚会都要花费几百元,“酒水、饮料、零食、水果应有尽有”,而钱都来自外界捐款。和尼玛沟通无效后,她以不再参加晚会表达不满。
除了吃住免费,所有开支都需志愿者自行承担,有时德玛(他负责登记捐赠钱物)会从捐款里取出几十或一百块,塞给他们做零用钱。李逸杭认为这是对志愿者的小恩小惠,而且是挪用善款,每次都给予拒绝。“她是我们中间唯一不拿这种钱的人。”张浩说很佩服她,偶尔他会“笑纳”尼玛给的几包香烟。
“李逸杭刚开始跟我还不错,后来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。”尼玛说。
“正直、善良、耿直,不懂人情世故,不会圆滑变通,理想主义比较浓郁。”其他志愿者如此评价李逸杭。而张浩则是大家公认的“老好人”。
最初,张浩也觉得李逸杭“做人过于认真”,但当他6月开始给学校做账后,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。
他发现,志愿者每回外出,学校捐赠本上的登记都是空白,在旅游旺季也不例外。实际上,这时往往是游客捐赠高峰期,一天最高曾获赠4010元。
他还发现,尼玛外出,不论公事私事,所有费用全都报销。有时住标间,吃饭要花一两百元,甚至吃烧烤也拿来报销。今年学校从当地道班买进一部19座二手中巴,用来接送学生和运营补贴生活所需。但张浩发现,这部车经常被尼玛开出去赚钱,却无分文入账;更让他如鲠在喉的是,学校花了4.2万元购买中巴,但交易税发票显示,转让价只有2万元。
尼玛对记者的解释是,中间人赚了一笔,其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。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。
张浩说,他可以和尼玛称兄道弟,一起喝酒笑谈,但他是会计师,有职业道德的底线。
账本上暴露的问题,让志愿者的理想主义变得非常脆弱。李逸杭开始对捐款的游客失去热情,当有人问“学校最缺什么”,尼玛回答是“钱”,她却回答是“优秀老师”,她还奉劝游客最好是捐赠实物而不是金钱。
两个性格迥异的志愿者开始以统一姿态出现。从8月15日起,他们一直和学生一起吃饭,直到离开。虽然老师的伙食已经很差,但学生吃的更差,很多次都是泡菜和清汤。
“捐款越来越多,但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实惠。以前我还批评他们乱买零食,但吃了他们的饭后,才切身知道他们并不仅仅是嘴馋。”张浩说,在不能影响当地老师的情况下,他和李逸杭“只能做到保全自己的良心”。
显然,不再共一个锅吃饭的姿态,等于把以前隐藏着的隔阂公开化。
9月12日,李逸杭与尼玛发生争吵,随之被“请离”学校。张浩震惊之余,当天与尼玛在工程款上亦起争端,提前从学校退出。
李逸杭被赶走的原因,双方各有说法。尼玛除承认自己“做法不对”外,指责她后期经常外出不上课,究竟干了什么他也不知道,“再说她也过了承诺的支教期限了”。李逸杭则说,是尼玛让她外出上网“公关”,一是与英方沟通新校建设问题,二是联系植物园筹建事项,自己之所以被赶走,导火索是因为她帮助联系的一个朋友,在知道尼玛所作所为后,不再愿意资助他的聋哑女儿去大理上学,“尼玛一怒之下把我赶走的”。
两名志愿者离开大众慈善学校后,开始致力于云南山区的“一对一”公益助学行动,并打算成立一个民间组织。他们认为,在所有公益助学形式中,“一对一”的资金流转最安全可靠。
继他们批评尼玛的文章见诸各相关论坛后,赵刚也站出来指控说新校舍质量堪忧,内有不少猫腻,“预算为56万的工程款被施工方最少赚了17万-19万”。
现在,大众慈善学校没有一名志愿者。本打算10月底过来的一名山东男子,至今还未到校。
校长尼玛和阿牛的故事
如何面对急剧增加的捐款而坐怀不乱,是依靠制度的建立还是道德的约束?志愿者尝试通过制度约束人性弱点
4年前尼玛以4000元加入这所学校并成为校长时,就有些分不清家和校了。他把家里的炊事用具拿到学校,把家里6头猪卖掉补贴学校,把村委会给他和德玛的养猪扶贫项目给了学校,用私家大卡车给学校拉人、装东西,柴油费还自己承担,至于从家里投到学校的钱,他“没有记过账,也记不清有多少了”。而且,他和另两名老师都不在校领工资。
“学校就是我的家,甚至比家还要觉得亲切、重要。”今年5月的一个晚上,尼玛这样对记者说,“以前跑运输一年能轻松赚个三五万,现在手头紧得很,幸好奔子栏的小店主看见我都会给我一瓶酒、几包烟。”神态半是伤感,半是欣慰。
学校使他困顿,也给他带来荣誉。奔子栏交警中队长阿春荣一次和尼玛喝酒时,拍着他的肩膀连声说:“要是县里当官的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!”
但当有一天早上,张浩突然看见尼玛把学校中巴的柴油灌进他的大卡车时,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尼玛的“以校为家”:“他用学校的钱物,就像从自己家里拿一样随意。管钱的德玛是他的好朋友,银行的生活捐款账户又只需他一个人的印鉴就可支取。他是这个学校的家长。”
李逸杭则早就对尼玛家人领用学校获赠的军用水壶、军大衣不满了,她给孩子们带来的很多VCD要到尼玛家里才能找到。
当地教育局对这所学校似乎没有什么有效管理,因为它至今尚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。10月底,县教育局去这里调查,“校方懒得理,一副不配合的样子”。
一个事实是,学校搬到公路旁后,今年3月到8月19日共获得游客捐款5.7万元,去年仅1.1万元,更早时几乎为零。
“急剧增加的捐款很难让人坐怀不乱,”来自台湾的义工王键章说,“他觉得辛苦这么久了,现在是不是可以拿点呢,虽然他最早可能真是慈悲为怀,但在长期没有监督的环境里,就很难保证了。”
王键章是李逸杭、张浩的前任中间人,因与尼玛合作中产生矛盾而退出。2003年,他在泸沽湖给了一个划猪槽船的小孩一学期的费用,自此介入到滇西北的助学活动中。2004年,他开始帮助给学校盖新房,同时也督促尼玛公开捐赠情况。
“那时我已听到有不信任校长的说法,于是我建议成立监督理事会,希望能全盘监控捐款的使用,但尼玛对此反对。很奇怪学校一直不做账,我就教他们怎样做,还给他们买好了收支两本账,但没有任何效果。”
加上建房中产生的矛盾,王键章对学校变得十分失望,也动摇了他对当地慈善性质机构的信任。从此,他只做“一对一”助学,“宁愿只帮一个孩子,也不帮一个组织,因为这要单纯很多”。
一名熟悉当地慈善事业的中间人则喟叹:“一个机构得到捐款并不难,难的是怎样让这笔钱用到正途。”
德钦县地处滇、藏、川三地交壤,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,地理、文化皆独特宜人,引得国内外诸多项目基金与捐款注入。在奔子栏与德钦县城百余公里的公路旁,就有包括大众慈善学校在内的4所藏文慈善学校。它们全部靠外界捐助得以生存。其中最大、最有名的是德钦县城郊的普利藏文学校。
李逸杭专程去这所学校看过,“孩子们能经常吃到肉和鸡蛋”,而且这里开办有藏医、藏画班,一些主要科目的考试与公立学校同步,这些都让李逸杭为自己学生的前途格外担忧。
该校校长阿牛在当地具有传奇色彩,很多人都知道他变卖家产办校、背负教材连走3天山路的故事。“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,有趣,朴实,乐观。”北京志愿者祖宵男很是欣赏自己的校长。德钦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则认为,阿牛是4所藏文学校里口碑最好的校长。
实际上,阿牛和尼玛一样,除了都兼任当地村委会的副主任外,也“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管钱、用钱”。但当捐款越来越多,普利学校的志愿者开始尝试改变这种持续多年的状况。
从9月起,该校开始实施捐助资金管理制度,规定银行捐助资金专户的每一笔开支,必须由校长、当地一名老师和志愿者三人同时盖章方可领取;较大额支出也必须由这三人同意;校长至少每个季度要向